在近70年建设发展中，苏联创造了无与伦比的辉煌成果，最后却是迎来了苏联的解体。那么，前苏联解体的原因是什么？前苏联解体的教训有哪些？的小编精心为您带来了前苏联解体的原因和教训【优秀2篇】，希望大家可以喜欢并分享出去。
苏联作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其几十年的革命、建设与发展中，取得了辉煌的成绩，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的建国建党的理论，更极大的鼓舞了全世界的共产主义者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的信心。但是，苏联的实践毕竟是没有经验可循的，在原有的政治经济体制出现了问题之后党和国家并没有及时的采取措施纠正不当之处，加之苏联党的领导人在重大问题是犯了严重的错误，以及西方“不遗余力”的和平演变，最终导致苏联的解体，对这一现象进行深入地研究与反思对于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与改革无疑具有重大指导意义，具体地说，导致苏联解体的原是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 苏联模式的弊端
1.经济因素。苏联高度中央集权的经济体制形成与30年代，在发展进程中显示过巨大的优越性，创造过公认的历史功绩，使苏联得以成为第二个超级大国。但这种经济体制和发展模式有很大的缺陷和弊病，不能够充分发挥地方、企业以及个人的主动性和积极性，缺乏活力与生气；不能够及时地进行技术改造，提高经济效益，使经济发展始终处于一种粗放经营的状态；不能够正确地调整经济结构，促进经济的全面发展，消费品生产比例过低，使苏联人民的生活始终不能实现由小康向富裕的转变；不能够全面地对外开放，吸取世界各国之长为自己所用。这样，必然使自己由停滞变为落后，陷入经济困境之中而难以自拔。正是这种体制，使得苏联的经济搞不好，上不去。这是苏联机体的深层次的原因。
2.政治因素。苏联政治体制存在严重弊端，其一是党政不分，以党代政。执政党没有找到如何管好党和参与国家管理的途径。苏共长期的执政地位加上法制不健全，没有强有力的监督机制，使党内民主遭到破坏，党严重脱离群众；在党内还难免有各种不良分子，他们以共产党员的身份，利用自己的职权，干出各种违法乱纪的事情，严重地损害国家和人民的利益，败坏党的声誉和形象，引起人民的不满以至痛恨。其二是权力过分集中。权力集中于党和领导干部手中，破坏了民主集中制，削弱了社会主义民主，压抑了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的发挥。戈尔巴乔夫上台后，认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制度“趋同”，对苏联的政治体制进行“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 [1](P776)改革，实际上完全采用西方的一套，搞政治多元化，实行多党制，削弱和取消了苏共的领导地位和执政权力。
(二)意识形态的错误
苏联在取得执政地位后的长时期里，在文化问题上走极端。先是将马克思主义理论神圣化、教条化、封闭化，对外来文化特别是西方文化一概排斥；后来又在意识形态领域推行“民主化”、“公开化”、和“多元论”，对西方文化顶礼膜拜，并最终在指导思想上完全背离和抛弃了马克思主义。
在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问题上，列宁堪称是这方面的典范。他在《共青团的任务》一文中，号召青年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学习共产主义，但切忌“死记硬背”，“要用对基本实施的了解来发展和增进每个学习者的思考力，因为不把学到的全部知识融会贯通，共产主义就会变成空中楼阁，就会成为一块空招牌，共产主义者也只会是一些吹牛家” [2](P285)。既要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又要联系实际，扩充知识，融会贯通，这是列宁倡导的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态度。然而，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苏共却走上了一条文化专制道路，党内教条主义日益严重。在激烈的党内斗争中，斯大林在维护列宁和列宁主义过程中，利用其对列宁主义解释权的特殊地位，泛化、神化列宁主义，致使其严重教条化。同时，在斯大林的默许下，苏联展开了一场空前的神化斯大林的造神运动。教条主义和个人崇拜的结合，使斯大林成为党的化身和真理的化身。1956年苏共召开20大，赫鲁晓夫揭露了斯大林时期个人崇拜的错误，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思想解放。但是，赫鲁晓夫未能克服党内严重地教条主义习气，思想仍处于禁锢之中。勃列日涅夫时期也没有跳出教条主义的框框。
1985年，以“改革家”著称的戈尔巴乔夫上台，很快便提出了“公开性”、“民主化”、“多元论”等口号，试图改变过去封闭僵化、万马齐喑的局面。可是，“民主化”没有成为真正的民主，而成了歪曲和丑化社会主义的自由化；“公开性”则是打着“公开”的幌子，肆无忌惮地对苏共进行攻击、诋毁；“多元论”实际上是让各种非马克思 baihuawen.c n主义甚至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潮任意滋长。这样，苏共从长期的“左”一下子跳到了右，并严重背离的马克思主义。
(三)西方国家的“和平演变”是重要的外部因素
西方国家长期推行“和平演变”战略是苏联解体的外部原因。自50年代以后，西方国家开始对社会主义国家推行“和平演变”战略，妄图运用政治、经济、文化等非战争手段搞垮社会主义。1975年尼克松提出了针对社会主义国家的“不战而胜”战略；1989年布什提出了“超越遏制”战略。西方国家利用苏联东欧国家国内出现严重问题、正在进行改革的机会，以经济援助为诱饵，对苏联进行“和平演变”。而苏联为了得到西方国家的援助，不惜在国内外一系列政策上节节退让，迎合西方国家，一步步走向深渊。
(四)民族政策的失误造成激烈的民族矛盾，加快了苏联的解体
苏共背离马克思主义民族观，无视苏联各民族发展的实际进程，出现一系列民族理论和政策的失误，严重伤害了非俄罗斯族群众。1936年，斯大林提出苏联已经建成社会主义，并以此为出发点，认为“民族纷争的基本组织者，即剥削阶级已经消灭”[3](P516)，关系到各民族权利平等、经济和文化等等问题已经基本解决，从而盲目地认为苏联各民族之间“真正的兄弟合作已经建立起来了”，因而忽视了民族问题的长期性和复杂性。苏共处理民族矛盾的政策，违背了马克思主义民族平等的原则，用阶级斗争的方式解决民族矛盾。更为严重的是，苏共违背马克思主义民族平等的原则，容忍俄罗斯大民族主义长期存在。苏共的这些错误的民族理论和政策，不仅引起各少数民族对共产党的不满，而且造成少数民族对俄罗斯民族更大的仇恨和隔阂，人民群众对苏共的强烈不满，民族矛盾的激化和冲突，最终导致一些共和国宣告独立，苏联解体。
(一) 国家统一是最高原则
苏联是各苏维埃共和国在共产党领导下为了实现社会主义伟大理想、共同繁荣昌盛而自愿组成的，数十年里联盟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变成为先进的工业国，从一个资源大国发展为经济大国、科技大国和军事大国，许多产品产量跃居世界第一位，综合国力成长为能与美国相抗衡的超级大国。在其发展过程中尽管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包括苏联模式的历史局限性、苏共和联盟中央的各种严重政策错误，但是这些都是可以在联盟范围内通过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通过改革开放逐步解决的。苏联人民深知国家分裂的严重后果，因此在民族分离、主权要求和共和国独立活动愈演愈烈，对联盟命运构成威胁的情况下，他们以庄严的投票表达了自己的心愿。1991年3月17日苏联就联盟前途举行全民公决，全苏1.86亿选民中80%以上参加了投票，投票者赞成保留苏联的占76.4%。毫无疑义，苏联解体是违背苏联大多数人民意愿的。
苏联解体对各独立国家经济、政治、社会的影响决不是短期内可以消除的。各国之间的一系列经济矛盾，包括供货、价格、结算、货币、等等，使独联体内部的相互贸易急剧减少，相关企业的原料供应、销售市场和生产过程全面紊乱，导致社会生产长期衰退，消费市场严重短缺，通货膨胀恶性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下降。苏联解体还引发了独立国家内部政治矛盾、领土纠纷和民族分离活动的加剧。俄罗斯的鞑靼和车臣共和国要求独立，格鲁吉亚的阿布哈兹民族独立，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的纳卡冲突，塔吉克的连年内战，便是突出的表现。
社会主义为国家统一、民族和睦、政治安定和经济繁荣提供了制度基础。改革开放打破了传统经济体制的束缚，为经济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不仅整个经济空前繁荣，而且内地和少数民族地区经济也得到很大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使地区之间、民族之间的经济联系空前加强，它们相互分工协作、构成统一的经济体系。统一的经济体系、共同的繁荣和共同的利益，要求各民族生活在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形式下。无可否认，中央地方之间、各民族之间仍然存在着各种经济上的矛盾，但是这些矛盾只能在生产发展和共同繁荣的基础上采取适当措施加以解决。任何分裂、破坏国家统一的行为都是与经济政治的客观发展规律相违背的，都是各族人民的共同利益所不容的。苏联解体给世人留下的最重要教训，也是我们研究苏联解体所得出的最重要结论就是：国家统一是最高原则。
(二)维护国家统一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道路
苏联剧变和解体的最重要教训在于，在社会主义国家里为保持社会安定、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这是由社会主义国家性质本身所决定的，也是由共产党的性质所决定的。
在社会主义国家里，共产党作为社会先进阶级——无产阶级的政治代表、先锋队，决定着社会的发展方向，这就是社会主义道路。作为先进的群众性政党，它以各种机构、基层组织联合了数以百万计的党员，成为社会中政治社会化的主要力量；作为一个完整统一、一体化的政党，它吸引了各行各业绝大部分管理人员和专家；作为各民族优秀分子的政党，它将各地区、各民族凝聚在一起，发挥着促进各民族人民大团结、维护多民族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重要的凝聚作用；作为动员、联系群众的政党，它通过对各种群众组织的政治领导，通过自己普通党员的一致行动，努力争取广大群众对无产阶级政权的支持，化解各种不满和矛盾。苏联的教训正是在于，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从“革新”党向削弱党、取消党的方向发展，使国家和社会失去了凝聚力量，导致社会混乱，最终偏离了社会主义道路。其结果是在苏联这样一个多民族的联盟国家里，由于联合了各民族先进分子的共产党的瓦解，而造成自由主义、民族主义泛滥，使国家陷入分裂状态。
由此可见，在社会主义国家里，坚持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是关系到国家统一、社会安定、民族生存的重大关键所在。而坚持党的领导就必须加强党的自身建设、进而完善党的领导。苏联长期党政不分、以党代政，影响了政治体制中其他各种设置积极发挥各自的作用，同时苏共在自身建设上的一系列问题，又使党处在不断的蜕变过程中。
苏共的自行瓦解最后又导致社会主义制度在苏联的终结、苏联的解体，这一事件证明加强党对国家和社会的领导是何等的重要，党的自身建设是何等的重要。只有当党能够始终如一地代表和反映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只有当党能够始终如一地保持自己思想上的先进性、科学性、及时揭示并把握和遵循历史发展的规律，才能真正实现党的领导，才能赢得广大人民群众的信任，使之自觉地接受和服从党的领导。苏联的教训告诉我们，像苏共以前那样闭关自守、与外界隔绝是行不通的，像戈尔巴乔夫时期那样一味地迎合西方，追求西方的价值观，照搬西方的一套也是不行的。搞社会主义建设必须走自己的路，重要的在于必须适应新的情况实现改革开放方针，而这种改革开放的目的是最终实现社会主义的本质，即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国家的利益出发，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以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物质、精神需求。
(三)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健全和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律制度
苏联剧变和解体的一个重要教训是，必须承认在国家的政治体制方面，社会主义国家同样存在着艰巨的改革任务。社会主义基本政治制度的优越性固然十分重要，但它不能代替政治体制方面的不足和缺陷。社会主义政治体制本身处在不断的发展变化过程中，它必须不断适应社会的发展变化。
苏联苏维埃制度的弊端不仅在于以党代政使苏维埃实际上处于无权境地，不能担负起领导国家的重担，而且还在于从总体上说未能处理好中央与地方的关系问题，特别是未能处理好中央与以各少数民族为主体的各加盟共和国之间的关系问题。一切权力集中于中央造成过分的中央集权，其结果是地方的积极性不能得到充分发挥，而更重要的是在少数民族地区造成新的民族问题，形成民族隔阂和民族不信任，使原本就不容易解决的民族问题与地方问题交织在一起，使问题更加复杂化。
在社会主义国家应当加强和不断完善民主和法律制度，建立行之有效的人民群众参政、议政和监督制度；调整中央与地方关系，使之规范化和法制化；应充分发挥中央集中和地方分权各自的优势，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吸引少数民族参政、议政，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民主、实现民族和睦、维护国家统一的根本保障。同时，对于少数利用民族、政治问题，制造民族矛盾、民族纠纷、分裂国家的势力，应毫不手软，坚决给予回击。在这方面，戈尔巴乔夫时期的教训是十分突出的，被所谓的民主束缚住手脚，对民族主义一味姑息、迁就，对民族分裂主义势力打击不力，最终只能造成严重的民族冲突和国家的解体。
(四)区分民族矛盾与阶级斗争的界限，坚持用政治和法律方式解决民族关系问题
在社会主义国家随着剥削阶级和剥削制度的消灭，阶级对抗也随之消灭，因此民族矛盾、包括出现的民族主义一般均属人民内部矛盾，应当采用政治、民法和法律的方式加以解决。即使是发生破坏国家统一的民族分离主义活动，对于这种对抗性矛盾一般也应通过政治斗争和法律手段加以解决。当然，对那些肆意破坏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极少数民族分离主义者，应当采用果断的强硬手段，制止民族分离活动，但也要尽力避免波及广大人民群众。
过去苏联在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过程中，把普遍存在的民族矛盾和问题归结为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或者说成是西方资产阶级代理人，而且把维护本民族历史文化传统的活动、要求扩大民族自主权的行为，也统统打成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轻则进行批判，重则绳之以法或进行镇压；甚至在卫国战争期间借口极少数人的背叛行为，把十几个弱小民族作为罪人强迫迁移，造成对少数民族的极大伤害。苏联政府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把民族矛盾和问题归结为阶级斗争，动用武力和专政手段来处理民族关系问题，其后果只能是严重伤害非俄罗斯民族的大多数群众，加深他们对大俄罗斯人的仇视心理，激发他们对联盟中央政府的不满，加深民族离心倾向，削弱联盟国家的凝聚力。
民族、民族矛盾和问题与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是属于两个不同范畴的问题，在任何历史发展阶段均不能简单的混为一谈，更不能等同起来。只有在存在剥削阶级和阶级压迫的社会，存在压迫民族和被压迫民族的社会，或者在帝国主义与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之间，民族矛盾和问题才与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密切相关，民族冲突能反映出阶级斗争的实质，而在社会主义国家民族矛盾和问题已不反映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实质。如果硬要把民族矛盾和问题说成是阶级斗争的反映，采取武力镇压来平息民族冲突，那只能是造成更深的民族间积怨和仇恨，把各民族人民引向灾难。
(五)进行经济改革，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缩小经济差距，实现共同富裕，是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的经济基础
苏联解体的深刻根源是苏联经济模式的历史局限性阻碍生产力发展而又长期未得解决。60年代以前，苏联社会经济高速增长，人造地球卫星率先在太空翱翔，人类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何等灿烂夺目，不仅联盟内部具有凝聚力，而且吸引世界争取解放的民族，也使西方世界发生了信仰危机。然而自70年代始，随着世界新技术革命的兴起，西方发达国家获得了新的机遇，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而苏联传统体制不适应新技术革命的要求，经济增长缓慢，逐步进入停滞和衰退时期。经济的巨大反差，引起凝聚与离心的新变化，苏联面临信仰和解体危机。
马克思主义认为，经济是一切社会现象的根源，而生产力是经济中最根本的决定性因素。为了巩固社会主义制度，为了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凝聚力，必须大力发展生产力。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无产阶级要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4](P161)。列宁精辟地指出，“当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任务解决以后，随着剥夺剥夺者及镇压他们反抗的任务大体上和基本上解决，必然要把创造高于资本主义的社会结构的根本任务提到首要地位，这个根本任务就是：提高劳动生产率。” 又说：“劳动生产率归根到底是使新社会制度取得胜利的最重要和最主要的东西。” 社会主义国家发展生产力必须坚持改革开放。这不仅因为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与生产力既有适应的一面又有矛盾的一面，而且因为社会主义是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经历着政治、经济、科技进步、外部环境的不同阶段和不同条件，经济体制和政策不可能一成不变。因此恩格斯说：“所谓‘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任何其他社会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5](P346)。苏联解体的深刻教训是长期固守僵化的传统体制和理论教条，传统经济体制严重阻碍科技进步和生产力的发展，长期的商品短缺、效益下降和经济衰退，使社会主义的凝聚力大大下降。
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在和平和发展的时代，经济发展的中心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政治、文化和科学的中心，必然是人们向往的圣地和聚集的焦点。一个国家如此，大千世界也是如此；历史上如此，现而今也是如此。在社会主义消灭剥削和压迫，实现民族平等的条件下，边境地区人心的向背和人员的流向，民族地区的向心和离心归根结底取决于经济的决定性力量，取决于社会生产是否发展、综合国力是否增强、人民生活水平是否提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首先要考虑效率，同时也要兼顾公平。共同的利益是团结的基础。进行经济改革，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缩小经济差距，实现共同富裕，是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的经济基础。
(六)坚持和平外交方针，反对霸权主义，维护国家主权
在对外政策方面，既然集中精力于经济建设是社会主义国家的首要任务，外交政策的目标就是为国内建设服务、为国内建设提供良好的国际环境，就应该始终坚持和平外交的原则。与此同时，也要防止国际敌对势力的颠覆破坏，特别是利用民族问题作为干扰经济建设、分裂国家的潜入口。
所谓和平外交是指：首先，要正确判断形势，正确了解各种力量的分化组合。历史证明，对国际社会主义运动过于乐观的估计、对世界局势过于紧张的判断，使国内各方面的工作一直处在紧张的临战状态，给国内建设造成了不小的消极影响。其次，要尽一切努力化解矛盾和冲突，尽一切努力避免战争或对抗。二战结束后，苏联不仅没有尽量利用战时同盟机制，争取缓和局势，反而凭借自己力量的上升，过分追求自己的利益，导致持续几十年的冷战。既使自己要花费相当的精力、物力去维持那些“成果”，又使经济建设这个战略中心受到冲击和被转移。而在对抗中的失败，又最终导致拱手出让那些所得。事实证明，只有努力将经济搞上去，提高综合国力，社会主义国家才能真正立于不败之地。第三，要严格把意识形态的矛盾与国家关系区分开，坚决避免在外交实践中掺杂意识形态的成份。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苏联也宣称要把和平共处与阶级斗争区分开，但在实践中却由于不正确地理解和平共处，以及总试图利用和平共处为自己扩张谋利，结果是始终没有理顺二者的关系，“和平共处”往往被自己“输出革命”所破坏。第四，要坚持不称霸。霸权主义既是社会主义思想的敌人，又是经济建设的包袱。霸权主义政策必然会导致冲突、引发军备竞赛；霸权主义可能争得一时的辉煌和荣耀，但苏联的例子也证明，霸权主义最终将使自己在争霸中耗费资源，一切所得也将因争霸失败而丢失。第五，坚持和平外交是从国家和世界力量结构的实际出发，从一切以国内建设为中心出发，并不是回避或无原则的妥协，防止对抗也不是不防御或回击对国家安全的威胁。在涉及国家主权、领土完整的问题上，既要坚持和平外交的基本思想，又要坚决维护自己的正当利益和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