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江村经济》有感锦集（通用3篇）
2月22日聆听了国务院研究室宏观经济研究司副司长郭克莎教授专题讲座以后，使我受益匪浅，面对国际金融危机不但需要智慧、勇气、信心和决心，我也深深懂得接受新知识、新理念，不断充实自我。随着国际金融危机的蔓延，市场竞争的加剧，我县外出务工人员也纷纷返乡，经调查，今年年初，共有返乡农民工15970人，其中女农民工6375人，如何帮助返乡女工就业创业和增收致富，是摆在县各级妇联面前的一件大事。各级妇联要高度重视，结合实际、整合资源、创新载体，激励广大返乡女工自主创业、就近就业，并积极协助党委、政府及相关部门做好返乡女农民工工作。
在新的形势下，县妇联将认真贯彻落实党的xx大精神，坚持科学发展观，以中国妇女“十大”、江苏省妇女“十一大”会议精神为指导思想，以泗阳县第十次党代会第二次会议精神为工作中心，始终坚持解放思想、开拓创新，找准妇联工作的切入点和着力点，把握工作的新特点、新规律，探索工作的新思路、新方法，切实履行好组织妇女、引导妇女、服务妇女和维护妇女儿童合法权益的职责，以“争做时代新女性，推进和谐新发展，共建美好新泗阳”为主题，以“紧盯大项目，干好大项目”为目标，号召全县妇女大力开展“巾帼创业建功行动”、“万名妇女培训行动”、“爱心阳光援助行动”等三大行动，进一步发挥妇联组织协调优势，不断开创妇女工作新局面。
为了加强对返乡妇女教育培训，尽快掌握实用技术，快速提升技能水平，应对国际金融危机，走出困境和低谷，作为县妇联主席就强化对返工农村妇女培训，提高她们的素质，拓宽她们的就业渠道，我认为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一、加强领导，确保工作取得实效。各级妇联要把返乡女农民工工作作为服务“三农”的重要内容，作为关系妇女民生的重大问题，作为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的一项重要举措来抓。
二、加强调研，摸清底数。2月19日专门下发《关于做好返乡女农民工有关工作的通知》(泗妇发[20xx]09号文件)，要求各级妇联要一把手亲自抓，分管领导具体抓，并明确专人负责，认真抓好返乡女农民工的技能培训、就业服务、权益保障等工作。掌握返乡女农民工的基本情况。充分调动基层妇联组织尤其是乡镇、村级妇代会组织的工作积极性，通过走访村(社区)、组、户，开展了调查摸底，及时准确掌握了返乡女农民工的基本情况;及时了解情况，准确提供信息。
三、开展培训，提高返乡女农民工的就业再就业技能。加强与劳动农林、教育、科技等部门的密切联系，要结合地方特色、产业特点和女性特色，组织返乡女农民工参加缝纫、手工编织、电子、农产品加工等方面的技能培训，使她们充分享受国家培训优惠政策，提高就业再就业能力;依托本地的工业园区，大力发展技信培训，开展了缺工企业与返乡女农民工岗位对接，实现返乡女农民工的就近转移、就业。
四、拓宽渠道，为他们提供创业平台
积极为返乡创业女性争取创业场地、税收优惠、金融信贷、就业扶持、创业服务等优惠政策和项目资金，为她们提供创业培训、项目推介等指导和服务。
五、强化维权，切实维护返乡女农民工的合法权益。积极协调劳动保障、信访、司法、等部门，着力解决当前返乡女农民工反映比较多，与农民群众切实利益直接相关的问题，如拖欠克扣工资、工伤事故和重大疾病赔偿等困难;利用各种形式宣传、帮助广大农村妇女增强法制意识和自我保护意识，对严重侵害妇女权益的案件及时跟踪，督促有关部门依法处理。
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伟大实践中，我们要始终把科学发展观的要求贯穿于妇女发展的全过程，树立新的发展观念，开拓新的发展思路，提出新的发展举措。进一步统筹社会资源，搭建工作平台，促进妇女与经济社会同步发展的统筹协调、妇联工作与其他相关部门工作的统筹协调，是妇女工作构建社会化工作格局的必然要求。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日经济往来已有50年的历史。在这50年中，特别是1972年中日复交以来的30年间，在市场原理和政府推动的作用下，两国的经济关系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已形成为包括产品贸易、服务贸易、技术贸易、相互直接投资、金融合作、环保合作、日对华政府开发援助、经济知识交流与政策协调等在内的多领域关系和包括从中央到各级地方及开发区，从官方、半官半民到民间这样的多层次关系。
中日经济关系不断扩大
在贸易方面，中日贸易额从1972年的10.4亿美元增加到20xx年的877.5亿美元，20xx年间增长了80多倍。从1993年至20xx年，日本已连续九年成为中国的最大贸易伙伴，而中国则成为日本的第二大贸易伙伴。其中，在日本的进口方面中国将在近期成为与美国并驾齐驱的最大的进口对象国;在日本的出口方面，对中国(包括香港)的出口将在20xx年首次达到对美出口的一半左右。从贸易结构看，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中国主要向日本出口原油、煤炭等资源和农副产品等初级产品，以换取日本的机械设备、汽车、家电、钢材等。进入90年代后，工业产品出口占中国对日出口的比重持续上升，在20xx年达到81.8%，其中纺织品和服装占31.5%，机械、仪器仪表占27.2%，在中国出口到日本的工业品中，日本在华投资企业的产品占了相当大的比重。
在直接投资方面，截至20xx年日本向中国投资企业达22370家，累计协议金额约441亿美元，实际利用金额约327亿美元，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对华直接投资国。日本企业扩大对华直接投资，直接带动了日本的机械设备、原材料和零部件的对华出口。在华日资企业产品大量返销日本，又促进了中国价廉质优的纺织品与服装、机电类工业品的对日出口，使日本的消费者获得实际利益。这种贸易与投资相互促进、互为因果的良性循环早在90年代前中期就已形成，随着近年来日本对华直接投资恢复增长，这种良性循环再次在更高层次上展现。与此同时，中国企业的对日直接投资也开始有所增长。
截至20xx年7月底，日本政府累计向中国承诺提供日元贷款28292亿日元，安排建设186个项目，中国实际使用日本政府贷款约19000亿日元，约90个项目已建成投产。日元贷款一方面促进了有利于两国贸易和日本企业对华直接投资的基础设施建设，从而对扩大两国经贸合作起到了直接作用;另一方面又通过促进中国经济增长和国内市场扩大而对推动两国经贸合作作出了间接贡献。既然发展经贸合作是给双方带来好处的“双赢”事业，日本对华ODA显然也是对中日双方都带来好处的“双赢”事业。
中日经济关系意义重大
中日经济关系的发展充分证实了中日经济存在很强的互补性和“互需性”(互有需求)。目前，中国出口到日本的大宗商品主要是纺织等轻工业品和一般耐用消费品等，而日本出口到中国的商品主要是高技术产品，这说明双方相互出口的品种依然处在不同的附加价值层次上。至于在第三国，比如美国的市场上，中日两国对美出口中形成竞争关系的产品比重大约只有16%。
由于这种互补性的存在，中国经济发展的机遇也首先成为中日经济关系的发展机遇，特别是在中国加入WTO和经济持续增长的背景下，日本的零部件、原材料等中间产品以及轿车等耐用消费品的对华出口正在明显增长。例如今年1～5月日本的轿车对华出口比上年同期增加59%，摄像机增加72%，食品增加23%。事实正在应验世界银行等机构的预测，即日本是除中国外、由于中国加入WTO而获得好处最大的国家。与此同时，在西部大开发和20xx年北京举办奥运会的背景下，日本的建设材料对华出口也有所增加，例如今年1～6月日本的水泥对华出口比上年同期增长37%左右。
从历史变迁看，中日经济关系的发展正是周恩来所说的从“农业中国，工业日本”到“工业中国，工业日本”这个历史转变过程的生动反映。随着中国工业化的进展，尽管中日在部分工业品方面形成了竞争关系，但中日间贸易量不是缩小了，反而在迅速扩大，这正好印证了周所说的，“假如永远是工业日本，农业中国，那么关系是不能搞好的”，“只有中国工业化和日本工业化，才能和平共处，‘共存共荣’”。
从两国经济关系发展的效果看，大量事实已经证明中日经济关系的发展有利于促进两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有利于扩大两国先进文化的交流，有利于增进两国广大人民的利益。总之，立足于“三个代表”理论的中国人，积极肯定中日经济关系发展已经取得的成果和进一步发展两国经济关系的重要意义。
从地区乃至全球范围看，中日经济关系的发展是经济全球化潮流在中日两国间的具体体现，特别是在东亚地区，中日经济关系已发展成为该地区日趋兴起的网络型经济与国际分工的最重要组成部分。比如，在“中国制造”的最终产品中，包含着很多“日本制造”的高技术零部件等中间产品。作为世界上最大钢铁生产国(按产量计)的中国每年仍要从日本进口大量高级钢材。中国信息化的进展也导致日本生产的中间产品对华出口的增加，例如20xx年度东芝在中国销售额的大约40%是面向中国家电企业的半导体等电子器件。在电视机领域日本专门生产高清晰度电视机，而中国专门生产标准型电视机，其单价相差悬殊。而作为中国大宗出口产品的标准型电视机当中，占电视机成本一半以上的显像管几乎都是由日资企业生产的。而日资企业在中国进行生产，就要向日本总公司支付红利、利息及专利使用费等，这又成为日本企业开发新的、高附加价值产品的重要资金来源。从宏观经济看，在日本经济低迷的形势下，对华出口动向正在成为左右日本景气的重要因素。如果日本面向中国的出口年均增长15%，那么，到20xx年日本对中国(包括香港)的出口将与对美出口持平，这意味着支撑日本经济增长的“外需”当中的“中国因素”的分量将日益接近“美国因素”的分量。总之，中日经济关系的发展已给中日双方都带来了巨大好处，中日经济关系已经成为整个中日关系中最活跃、最有理性的部分，中日经济关系发展这个事实本身成为对所谓“中国威胁论”最有力的驳斥。
还需指出，如果不是拘泥于以国家为单位，而是以经济全球化的视野放眼东亚大地，那么，一幅世界性的工业密集地带的生动画面便清晰地展现在人们面前：它既包括日本，也包括中国的东部沿海地区，还包括韩国以及一些东南亚国家。这意味着在历史上作为特殊国家的特殊现象的、以国家为单位的“世界工厂”到了当今经济全球化时代已经过时。在生产力方面，东亚工业密集地带的形成与在生产关系方面东亚各国产业国际分工的深化，正在形成为奔向东亚经济机制性合作的两大潮流。
中日经济关系的今后课题
现在，IT业界的人们喜欢讲solution(解决方案)，如何使中日经济关系在促进两国经济发展的同时，也成为两国经济各自面临问题的“解决方案”的一个组成部分，是今后中日经济关系发展的一个重要课题。其中，发展两国间的金融、货币合作以促进日本雄厚的民间资金与中国丰富的事业机会的结合(这被称之为“中日经济互补性的最突出方面”)，缓解汇率波动对两国经贸关系的负面影响并预防潜在的金融危机;在加强两国大企业之间的合作的同时重视加强两国中小企业的合作;共同开发两国民间企业能充分取长补短的实业模式;设计日本对华政府开发援助与民间企业的对华直接投资的巧妙组合等等，有可能成为促使中日经济关系发挥“双赢”效果的一些重要思路。同时，也要将中日经济关系放到东亚地区之中来考虑，通过发展两国合作共同推进东亚地区合作，不仅要力争“双赢”，而且要力争“多赢”。
如果说，迄今的中日经济关系主要还是“工业化时代型”的关系，那么，当前的课题是如何发展“信息革命时代型”的中日经济关系，这包括加强信息社会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中日合作，加强中日软件业的合作，提高电子商务在中日贸易途径中的地位等等。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中日两国都是“改革中国家”，今后中日经济关系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系于两国改革的进展：改革的滞后可能对两国经济关系产生负面影响甚至成为引发贸易摩擦的诱因;改革的进展则可能导致两国经贸与两国改革之间形成一种良性的互动关系，从而对促进两国经济发展发挥更大作用。(作者为全国日本经济学会副会长)
费孝通老先生的《江村经济》(其实，此书在国际上较为通用的名是《中国农民的生活》)最早是1939年以英文版面世的，其后直到1986年才有了中文译本。这时隔的40余年，可以说贯穿了两个截然不同的中国历史进程——从国民党统治到新中国的建立，以及建国后的几个不同发展阶段。所以单从时间上说，此书是中国近现代发展轨迹的见证者;另外在内容上，此书由于中译本出现时间较晚，所以现在大家所见的中译本里一般都会附加费老先生在回国后对江村陆续进行的十余次调查情况以及其总结和比较。作者将本书的研究范围从上世纪30年代一直拓展到90年代，而这些后续的补充也极大的提升了此书的价值：特别是在历史研读和文献价值方面，因为目前还未出现第二本能对某一地区进行的长达60多年的调查和总结的著作，这不能不说是我国社会学研究历史上的一个奇迹。所以，无论上是作为历史资料来研读还是作为社会学研究著作来看，此书可以说都是首选。而事实也说明了这点：此书自面世以来就是那些有心了解、学习中国农村经济、社会以及文化变迁的入门之选。
首先接触此书的感觉就是通俗易懂;待稍微深入进去后，我们才发现它已经为我们踏入中国农村这一重要而宏大的调查领域提供了一个绝妙的范本。可以说，现代对于中国农村问题的研究很难不受到此种风格的影响：从《黄河边的中国》到《私人生活的变革》，无不闪烁着此书的影子(看了一点，即有此种感觉····不当之处请明者指正)。而这点其实也激起了我对于此种调查风格或是研究方法的反思：为何一种思路或是方法在没有出现之前很少有人去运用它，而一旦其出现则如同秋风扫落叶之势风靡不止呢?能否简单的比较说是某位大家创造了一种风格，还是说他适应了大众对于某一事物的欣赏和偏好而顺势而为的。对于这个问题，只是一点突发奇想而已，其实不应该是我们读书笔记的“正规任务”，仅此自娱吧!
另外，看了此书，不禁联想起了另一位社会学大家——斯科特的《弱者的武器》一书。虽然二者描述的现实以及作者的关注点有明显的差异，但我们从这二者的比较中不难发现它们的异曲同工之处：对于调查地的现实片段所进行的观察异常细致入微，并在实地资料、调查数据以及现场感受三者中实现一种平衡和统一，构建出其理论体系和分析的框架，最后能够给人以极大的认同感。能达到这几方面的著作其实就已经是相当难能可贵了;但对于此二书而言，如果仅仅如此，那它们也不会成为流传至今的经典之作了。在我看来，它们骨子里最重要的通点就是作者通过其犀利的眼光加上严密的思维逻辑，把这些我们看来都很日常的材料进行了重新构建和解读，以此勾勒出一种我们时常会有所察觉但却只是一堆碎片、很难以言语表达的情境。而这也正是我们通过学术调查、研究所最需要培养和锻炼的，也是我们这些初学者最为缺乏的。
一直有种观点：我们现在写论文、做学术研究，最忌讳的就是抱着一种为了论文而论文或是为了学术而学术的态度。但很可惜的是，越来越多的案例告诉了我：论文或是报告的写作已经越来越偏离我们的初衷和目的了。现在的我们，在思维能力的培养和锻炼上已经落后了很多，剩下的只是机械的套用他人的数学模型和公式，以此来为我们的结论服务。从这点上来看，看似是让我们的分析推理变得更加严密、准确了，但事实上却是我们对于事件洞察和分析能力的丧失，以至于我们需要通过外界的数据和模型类来为我们的推理和结论做靠山：我们已经很难做到用语言来深刻地表达事件背后的逻辑及其深层次理念了。此类变化已经把学术研究所能带给我们的最有价值的锻炼和提升都消耗殆尽，对此，我们却乐此不疲：每天都在把自己关在一片数据和统计软件中，仿佛对事件本身的分析和追踪理解已经不再是其任务了。所以，现在重读费老先生的书，是对于自身的一种反思和总结，还是很有必要的额!
正如费老先生自言的那样，他对自己学术生活的一个严格要求就是“理论要和实践相结合来为改革服务”。他在本书以及后续调查得出的基本结论中就包括很重要的一条：“中国农村的根本问题是农民饥饿的问题。而贫困的一个很重要的根源就在于农村的土地制度，出路就是改革土地制度”。费老先生在70多年前就已经清晰的看到中国农村的发展的基本障碍或是瓶颈了。这一方面让我们对其学术能力以及对问题的洞察力深感敬佩，但另一点不得不引起我们思考的是：为什么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们国家在发展农村的过程中，始终不能够很好的解决农村的土地问题，这不能不说是对当前学术研究的一种嘲讽和无声的鞭策，至于这种反思到底能否在新形势下得到很好的处理，我们仍然需要去观察和验证。
貌似说了很多极端的话，加之水平有限，有不当之处请尽情批判，欢迎指正!